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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艾德里安，黎以微的眼神柔和下来。

        三天前，她收到了来自维也纳的亲笔信，信纸是厚重的奶油色，带着淡淡的鸢尾花香，是艾德里安·冯·霍夫曼惯用的信纸。字迹优雅而有力，用德文与中文并写，只有短短几行，以微，我在金色大厅为你留下了安可的位置。这一次，没有试镜，没有评审，没有任何人能决定你能不能唱。你来，只是因为你想唱。钢琴已经调好音，就等你的手落下。

        她将信纸贴在胸口时，指尖触到自己平稳的心跳，那是一种久违的、为音乐本身而跳动的节奏。三个月前她飞往纽约，是为了把绝望唱成刀锋，让全世界听见囚鸟的尖叫。如今她要飞往维也纳，是为了把自由唱成光。

        隔日午後，颜可颂开着那台二手的小型休旅车来接她，後车厢塞满了礼服与乐谱。颜可颂今日罕见地穿了一套正式的米色套装，雾灰粉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妆容明艳却收敛了平日的锐利，她一边帮黎以微把那件珍藏的墨绿丝绒礼服小心收进防尘袋，一边碎碎念，这件以後就不要再穿了，留作纪念就好，你现在是夜莺基金的董事长，整个台北有一半的年轻女乐手都靠你吃饭，你得穿点更自由的颜色。黎以微笑着看她，夜莺基金成立的那天，颜可颂哭得比她还凶。

        夜莺基金是黎以微用纽约与台北两场巡演的全部所得，加上《镜观》那篇报导後多家企业主动捐赠的款项成立的。基金的宗旨很简单，资助那些因为家庭暴力、职场压迫或是经济困境而被迫放弃艺术的年轻女性。第一笔捐款，是给了一位在传统乐器行被师傅长期骚扰而想放弃二胡的十七岁少女，第二笔是给了一位在餐厅打工支付声乐课学费却被老板扣押薪资的辅大音乐系学生。黎以微没有举行盛大的记者会，只是在北投的琴房里，用那台旧钢琴为第一批受助的女孩们唱了一首舒伯特的野玫瑰，女孩们围坐在地板上，有人听到落泪，有人跟着轻哼，那个午後的光束里，微尘都在温柔地漂浮。

        车子行驶在往桃园机场的高速公路上，颜可颂忽然将广播切掉，转头极认真地看着黎以微，以微，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快乐吗。不是那种复仇成功的快乐，是那种，早上起床觉得今天值得期待的快乐。

        黎以微望向窗外飞逝的田野，风从半开的窗缝吹进来，扬起她的长发。她想了很久，轻声回答，我正在学习。以前我以为快乐是有人爱我，後来我以为快乐是让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现在我发现，快乐可能是在没有任何人看着的时候，我还愿意为自己唱一句。

        颜可颂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随後用力点头，那我们去维也纳，就好好为自己唱一次，唱到爽为止。

        维也纳的春天比台北更冷一些，金色大厅外的菩提树才刚刚冒出新芽，空气里有刚下过雨的泥土味与咖啡馆飘出的可颂香气。大厅内部一如记忆中那般辉煌，金色的穹顶与繁复的雕花在水晶吊灯的照射下流转着暖光，暗红色的丝绒座椅一排排如波浪般延伸，舞台上的那架贝森朵夫钢琴被擦得发亮，琴盖映出穹顶的倒影。後台的化妆间里，黎以微坐在镜前，身上是一袭全新的礼服，不再是墨绿那种深沉的囚笼之色，而是月光般的珍珠白，真丝的质地如水般贴合着她纤细却玲珑的曲线，胸口与背部以极细的珍珠链条点缀，随着呼吸轻轻晃动，像将星光穿在了身上。

        化妆师为她整理长发时，门被轻轻敲响，艾德里安·冯·霍夫曼走了进来。

        他今日穿着深蓝天鹅绒的燕尾服，银灰短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湛蓝的眼眸在灯光下温润如海，手中拿着一束小小的白色铃兰，是他每年春天都会在维也纳近郊亲手采摘的花。他看着镜中的黎以微，眼里浮现出一种近乎父亲般的骄傲与心疼。

        以微，你看起来很好。他的声音依旧如大提琴般低沉温柔，带着奥地利口音的中文有些费力却极诚恳，三个月前我在纽约听见你的露琪亚，我听见了愤怒与刀锋，那是一场伟大的演出，但那不是你最美的声音。

        黎以微站起身，接过那束铃兰，花瓣冰凉而柔软，香气清淡。她抬头看着这位在她最黑暗时以外交途径将她从阳明山庄带出来，又在她最需要舞台时毫不犹豫给予庇护的导师，声音有些轻颤，老师，那什麽才是我最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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